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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对交通协管员等行政辅助人而言，其行为的辅助性还表现在不可独立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但可通过独立的行政事实行为以帮助行政执法人员完成行政管理活动。
而我国的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如果由法院审查同级人大的立法是否合宪，将造成理论上的悖论，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注释: [1]俊熙：《合宪性审查：彰显宪法权威》，载《中国审计报》2017年11月15日，第007版。
[12]从理论上来讲，合宪性审查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我们并不否认这一制度在某些西方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但切不可认为西方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就是唯一标准的模式，是世界通用的模式。三、 未来进一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若干举措 前文已经阐明了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意义和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接下来需要重点论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若干举措。只有以科学的思想指导合宪性审查工作有序开展，才能确保合宪性审查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成为强化党的执政地位的助推器。另外，许多政治问题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合宪性审查机构过多地干预其中，既破坏了各机关之间原有的权力分界，又使自身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之中，不利于确立合宪性审查机构在审查方面的权威性。在笔者看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
当下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并没有将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畴。宪法解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宪法监督与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这表明党对合宪性审查工作愈加重视，也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合宪性审查机制将日益完善。当然，有时候比例原则也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即仅指均衡性原则。
而蔡平案中二审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传统的黑车属于无证运营已经成为了共识，而网约车与之不同，其建立的基础是共享经济理论，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有意愿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主和车辆信息进行登记核实，对司机和车辆有一套包括准入、收入分配、接单规则等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客运行为有序进行。特别是在解决新问题时，基本原则为裁判的合理性和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了重要支持。行政机关对网约车运营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尽可能将对当事人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和限度内，以达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保护新生事物之间的平衡。[11]无论是三阶比例原则还是四阶比例原则都有着严格的分析框架，使问题的分析思路可以聚焦在一个相对明确、具体的体系内。
实践中法院对于行为人从事网约车运营行为的定性也有所不同。如果达到行政目的可以采取的手段有多个，而行政机关没有选择损害最小的一个，则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样不符合实质法治要求。
但实践中此类案件依然面临着诸多待解决的问题。（三）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从适用比例原则的三份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法院都是选择狭义的比例原则进行论证裁判，即均衡性原则。2. 法院在裁判中都适用的是狭义比例原则。
[4]运营资质主要针对的是承运人而并非从事运营的车辆和驾驶员。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争讼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内容、程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明显不当，也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文章来源：《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期。妥当性——行政处罚行为是可以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法院在适用比例原则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比例原则的适用并非以认定网约车运营违法为前提，而应当是以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合法为前提。[13] 包括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行终505号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2016）沪011行初152号判决书、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6）沪0120行初209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行终164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行终29号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行终29号判决书等。
如果将网约车运营行为解释为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如果将网约车运营解释为目前法律所规制的行为，则必然得出该行为是违法的结论，不能绕过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否则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2.狭义比例原则论证作用不够。
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是法律解释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无论何种解释方法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意识活动，必然在解释中含有价值导向的内容。法院认为，陈超虽然进行了运营行为，但是车费并未实际支付，且陈超通过网约车平台和乘客取得联系，不能将所有的违法后果都归结于陈超，并做出较重的处罚，该处罚属于明显不当。[8] 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在这种模式下，司机虽然也没有取得相应的旅客运输行政许可，但是其与传统的未取得旅客运输行政许可而从事旅客运输活动的单个非法营运行为（俗称黑车）存在重要区别。但实践中仍有需要适用比例原则对行政处罚行为进行审查空间。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法治之对于公众而言，其基本原则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12] 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必要性原则——行政处罚并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加强引导和管理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且后者造成的损害更小。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的直接职责并非判断网约车运营的合法性，而是判断行政机关对网约车运营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授权。这种判决方式相对适用基本原则来说显得中规中矩。
申请从事班线客运经营的，还应当有明确的线路和站点方案。[10]有学者对比例原则进行重构，认为应当在三阶之前增加目的的正当性，构成比例原则的四阶。
引言 社会高速发展与成文法的僵化性、滞后性使法院在面对新类型案件时可能将基本原则作为裁判依据。2.法无禁止即可为抑或法无授权即禁止？ 蔡平案中二审法院运用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对网约车运营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二审法院认为网约车是客运服务的新业态和分享经济的产物，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创新需求，应当保持适度宽容，同时也应当对这种新业态予以规范，还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感受。均衡性原则要求为达到行政目的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手段所侵害的利益必须和该手段所增进的公共利益成比例，即行政行为不能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为保证一个利益而侵害了更重要的利益。
注释: [1] 除下文列举两个案例外，另有于金龙与哈尔滨市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行政处罚案[（2016）黑0110行初48号]等案件，由于其并未涉及实体问题讨论，此处不再列出具体内容，只在下文中予以讨论。蔡平不服，申请复议，复议维持原处罚决定。
但是，如果详细进行分析，则可以发现，法院在所适用原则的选择上尚有可以完善的空间。[7]对这些迷宫式规则的研究，构成了法学的核心，几乎所有法学问题都离不开对规则的研究。
《暂行办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网约车行政处罚案件所带给行政诉讼裁判的讨论与启示不能随之停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但理由略有不同。
必要性原则要求为达到行政目的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行政措施以及所运用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是最小的。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简单地将新业态经济认定为非法运营并作出行政处罚，不符合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原理。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但法院目前在适用基本原则时的论证充分度和切入的角度上尚有提升的空间。
妥当性原则——行政机关对行为人罚款数额过高，不符合妥当性原则。（四）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旅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这一点和之前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的选择是相关联的：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比例原则属于合理行政的范畴，只有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基础上，才有探讨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空间，也才有比例原则适用的空间。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在当规则缺失时，法院审理网约车运营行政案件时该如何适用基本原则，在适用基本原则过程中该如何论证？ 二、网约车运营的合法性分析：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的适用 行为人利用滴滴出行、嘀嗒拼车等从事客运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是审理网约车行政案件的核心问题，也是判断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是否合法的是实质基础。
因为对前置行为的处理是行政机关的职责而并非法院的职责。而反对适用比例的判决中，法院遵循了这样的逻辑：第一步，现行法规则缺少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网约车运营行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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